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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青:音乐传承和科学技术不同,不能弯道超车

北青报:现在很多人学习古琴,网络上还有专业表演古琴的琴社,很受欢迎。

青歌赛上,我给出了一个最高分

但是在唐代之后,中国的音乐发展开始停滞不前,很多乐谱和技艺都失传了,《霓裳羽衣曲》同样在劫难逃。可贵的是,之后南宋诗人姜夔在登衡山祝融峰时发现了一部分残谱,直到今天我们能够看到《霓裳中序第一》的旋律,这是他的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。姜夔肯定想不到,他发现并旁注在这首词旁的音符,成为宋人记录于世的唯一的唐朝燕乐曲谱。

田青:民歌,就是人民创造的。一般来讲,民歌找不到有名有姓的创作者,很少有记录下来的名字,因为绝大多数民歌是老百姓唱的。老百姓唱歌不是为了名,他们就是心有所感,所以自然而然唱出来了。然后在传唱的过程当中,有的人加一点儿,有的人改一点儿,越唱越好。就在时间的淘汰和积淀中,增加或减少,有不少的民歌就是众多智慧的一种集体创作。现在很多人不懂,创作了一首歌,有作词和作曲,然后说这是民歌。其实这不叫民歌,这叫民歌风,这叫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。这是一个基本概念,但是现在混淆了。

传统乐器

田青:这跟我之前教过的很多学生的疑问一样。上世纪70年代,我在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以后留校,开了两门课,一门是中国古代音乐史,一门是西方音乐名作赏析。讲这两门课的时候特别纠结,因为讲贝多芬、莫扎特这些西方音乐,我根本不用备课,播上唱片,讲一讲音乐结构,学生在课堂上也很容易接受。但讲到中国古代音乐的时候,不但需要认真备课,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,就是学生也会经常问我,“田老师,你说唐代的音乐很好,但你只能告诉我,白居易怎么描写的,文献是如何说的,所以唐代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?”因此,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我开始研究中国传统音乐,特别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。

在采访过程中,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、宗教音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推广的他,特别强调了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时,我们首先要对文化遗产有敬畏之心,如此才能保证在传承的过程中不变样、不走样。

田青:宫廷音乐因为宫廷消亡了,所以就没有了。一般认为,清王朝结束以后,宫廷音乐就随之退出历史舞台。我们在故宫珍宝馆里看到的“金编钟”,它实际上是一个礼器,不是乐器,弹奏不了音乐,因为根本无法敲出乐音来。但是从广义上来讲,宫廷音乐包含了孔庙的祭孔音乐这种礼乐,到现在仍有延续,还有相关的保护工作作为重点课题来进行。

就像刚刚所说的“羊倌歌王”石占明,他当时是每天对着蓝天白云和他的两百多头羊高歌,原汁原味的方言,有着穿透力极强的高音,而且收放自如,风格质朴。我让他去参加第一届“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”,他头扎手巾、穿着坎肩,在台上大鞭子一甩,就开口唱歌。《打酸枣》《亲圪蛋下河洗衣裳》惊艳四座,都是左权“歌窝子”里脍炙人口的民歌,歌里反映的都是太行山深处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。

在我国古代有很多种乐器,乐器的发达直接催生了音乐的发达,甚至还创造了传统深厚、丰富多彩的乐队演奏形式。特别是在隋唐两朝时的音乐更是丰富,还逐渐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——燕乐。燕乐的巅峰之作就是《霓裳羽衣曲》,白居易还特别写诗记录了自己在皇宫中目睹“霓裳羽衣舞乐”演出的感受和全曲的结构,“磬箫筝笛递相搀,击恹弹吹声逦迤。中序擘騞初入拍,秋竹竿裂春冰坼。繁音急节十二遍,跳珠撼玉何铿铮”。

这两次都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、刘红权的哥哥刘红庆的极力推荐下,我去到他的家乡左权的。当时回京之后,我就写下了那篇《阿炳还活着》,先后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艺术评论》,我还向刘红权许诺,“我一定把你们请到北京演出”。刘红庆提醒我:田老师,能不能去大专院校,走“学术巡演”之路,您做讲座,他们唱。

所以就在那年10月,“左权盲人宣传队”在首师大音乐厅登台亮相。而且台下坐着很多“大腕”:歌唱家王昆,作曲家王西麟,指挥家刘森、滕矢初,著名歌手成方圆、刘欢、崔健……这都是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请来的,我在电话里跟他们说:“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音乐会,你如果错过了,会遗憾终生!”

田青:短短这20年的时间吧,古琴发展得非常迅速。主要是在2003年之后,古琴成功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,迅速兴起“古琴热”,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弹古琴都没有办法统计。我也曾经想通过古琴的销售量、生产量来统计,结果那个数字很吓人,完全想象不到。比如像河南省兰考县,过去非常贫困的地方,但兰考县的一个镇,就有不止一间乐器厂,兰考这个地方一年可以生产上万台古琴,这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。我估计全国现在学古琴的人应该过百万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可以说文人音乐有了空前的繁荣,这是在历史上也没有过的情况。